2023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和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联合主办的“2023数字版权保护与发展论坛”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权事务专家程波以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信息化产品中,很多都会用到教材教辅的相关内容,主要为以下五种产品形态:一是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主要通过上架数字产品进行引流推广以实现营利;二是App应用程序,主要以改编教材内容为演绎作品进行营利;三是资源类网站,主要通过网站自行上传资源和用户上传资源等形式进行利益分享;四是智慧教育系统,一般为政府集采项目,普遍为平台+资源+应用;五是智能终端产品,如最早的点读机、点读笔,到现在的听力宝、平板电脑等,其中涵盖了大量的教材教辅类数字化资源。
1.增加传播渠道,跨平台提供侵权内容。侵权主体对资源的使用方式比较多元化,同一主体通过网站、软件、App等多渠道提供侵权内容,传播数字资源,并将侵权内容分布在不同的聚合选项下提供,增加侵权内容传播渠道。
2.搭建平台,供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侵权内容。资源类网站侵权主体一般通过搭建网站平台,供用户上传侵权内容,并以收费方式向公众提供资源。资源的成本投入通常较大,因此平台会鼓励用户上传教学资源,分销后与上传用户分配下载收益。
3.将侵权内容整体或分章节、分多个文件提供。侵权行为人不仅直接提供整本数字教材,为了防止被打击,还会将侵权内容按章节拆分成多个文件提供、分多个网站进行传播,以知识点的方式提供给消费者,但其整体结构还是根据教材教辅进行制作。
4.利用教材教辅版权资源,开发数字化教育产品。侵权主体会利用教材内容制作配套音频产品,如听力宝等产品直接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其音频资源,也有比较隐讳的做法,即对相关内容进行二次录制再内置机器里进行播放。还有部分侵权主体利用教材插图、配套音频等内容,开发点读、讲解类型的教育产品,从中赚取经济收益。
5.使用权利人名称、标识进行宣传。侵权主体宣称与权利人存在合作,平台内资源内容是联合权利人共同打造、开发;或者在课件、讲解视频等资源标题、内容中使用权利人的商标、标识、名称,暗示其资源来源于权利人官方渠道,使公众造成混淆。监测中发现,侵权主体通过添加权利人水印、企业名称、简称等跟权利人相关的信息,更有利于其销售侵权产品。
1.本地化部署的区域智慧教育系统,大都为政府集采的平台加应用的客户端类产品,教师出于隐私等顾虑不愿意为取证提供个人账号,还有些侵权产品设置了区域IP账号限制,导致有些时候虽然取得了产品账号密码,但在IP范围外无法登录侵权系统,给维权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公证机构对侵权进行公证的前提是进校园,这需要经过学校的同意,而学校明知可能会存在侵权的情况,但基本不会允许进入校园去进行维权。
2.对于智能台灯、扫读笔、听力宝等类型的硬件产品,在读取资源时,多数厂商会宣传自己使用了TTS技术实现了发音等功能,但用户在扫描相关内容时,大多数硬件会提供扫描内容的出现位置等提示,而该功能的实现需要对教材教辅原作品完成内容结构数据化加工后才能实现,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了解对方并未取得权利人的授权进行数据结构化处理,但由于产品程序内置规则权利人无法获取,因此无法判断其是否侵权,加之某些企业为避免本企业侵权,通过第三方数据结构化处理公司完成相关工作,导致权利人取证难。
3.资源类网站将数字版权内容打散,碎片化提供内容,跨多平台提供内容。我们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去取证,还需要进行证据保全,投入大。
4.侵权行为隐蔽性高,侵权内容使用范围广、侵权内容的数量大、使用方式多元化,权利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进行侵权监测、研判和取证,投入大。
针对绝大部分的侵权行为,权利人通常会根据侵权线索,聘请监测机构进行监测,然后根据监测结果进行研判,研判后对侵权主体账号进行投诉。对于侵权的产品大都是通过平台投诉、发函警告方式制止侵权,但效果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侵权,多数侵权账号被关停或侵权内容被删除后,会开设新账号或重新上传侵权内容,屡禁不止。
1.行政执法和刑事打击的范围基本还局限于盗版图书。各地对盗版图书的行为认知度较高,因此对打击盗版是积极配合、支持维权的。但在各省市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办理的涉各大电商平台的盗版书籍案件中,权利人需要协助鉴定、调查,并为此投入大量精力,支出高额成本,但损失却无法弥补。
2.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行政和刑事打击力度相对较低。对于在互联网上侵犯出版物数字版权的行为,由于对侵权行为、侵权程度的认识不一,定位难度大,证据收集和侵权判断上较为繁琐。
1.民事诉讼判赔金额低。出版社对编纂出版教科书的投入成本通常很高,每一册教科书需经过编写、专家研讨、调研、后期制作以及试教等多个环节,最后基本达到百万级。但在相关数字版权侵权诉讼中,法院进行判赔的标准主要是教科书的市场定价,判赔额普遍偏低,经济赔偿和合理开支的判赔多集中在1500-2000元/册。
2.易被质疑为商业维权。教材教辅类数字版权侵权主体多、教材类型多样,需单案主张权利,存在维权案件类型单一、数量多、规模较大的现象,容易被质疑为商业维权,不利于权利人的声誉。
第一,对于现有的数字化产品,在技术上添加水印、禁止复制等设置保护出版物内容。第二,对于音视频文字内容等,尽量以在线使用的方式提供服务,对于支持下载文件进行加密保护,减少用户复制风险。第三,对于提供客户端的产品,设置统一的加密算法,仅供专有客户端密钥读取,其他设备即便成功复制内容,也无法正确读取其中的内容,最大限度的保护内容版权。
以人教社数字教材产品为例,我们采取了比较详细的保护方案,对生产制作端、管理服务端、用户使用端都进行了保护。在生产制作端,通过数字教材专用制作平台,对多种格式的数字内容进行合成制作,数字教材文件格式采用私有格式文件,以最大限度保护出版物内容;在服务管理端,数字教材服务平台对文件采用数字媒体加密,以便于进行安全可靠的网络传输,同时对系统配套了完整的用户授权、下载、更新、使用、反馈等校验机制;在用户使用端,通过数字教材专用阅读器解析匹配的数字教材文件,实现整体数字教材的用户交互及内嵌各种数字媒体的播放,形成了较为可靠的技术保障机制。
针对人教社自己研发的数字版权产品,我们实施了详尽的保护措施,但仍无法禁止市场上存在大量未经权利人允许、直接使用教材教辅原作品开发的数字产品,被广泛用于教育行业。
由于数字版权内容存在于高复制性、高隐蔽性、高传播性的网络空间,让盗版和侵权变得非常容易,相应的确权、监控、维权也变得非常困难。
为了有效制止侵权,需要运用更先进的版权保护技术防范侵权行为,同时需要解决数字版权保护的相关方,如版权权利方、版权保护技术方、相关平台、司法或行政机关等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相关各方应提高对数字版权保护的重视,积极配合。如相关各方未能真正进行积极协同、互动,则无法真正、有效地进行数字版权保护。
针对侵权行为,不能仅考虑教材的定价,应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考量侵权产品对青少年的危害,加大惩罚力度,改变判赔金额难以弥补维权成本的现状,让侵权人不敢侵权。